励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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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“教会史话＂栏〈及至时候满足〉读后有感 读了《举目》第七期新开栏目“教会史话＂第一篇〈及至时候满足〉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。特别是结论里的几句话：“教会历史在这两次｀时候满足＇之间，见证三一真神对失丧世人之救恩大爱……＂我感到这新栏的出现并非偶然，而是担负着一个历史使命，要见证神的救恩大爱。 我不很了解教会历史，仅以一鳞半爪，追记我在少年时期见到过的教会历史里的两位重要人物－－宋尚节和赵世光，以及在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，中国的宗教大复兴。 敢说敢骂的宋博士 那是一个世界性的兵荒马乱的年代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，在中国主要是抗日战争。1931年的九一八，1932年的一二八，1937年的七七和八一三，还有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和太平洋战争，真是战事不断。 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大复兴也进行得轰轰烈烈，许多全国知名的领袖人物四出布道和奋兴。在上海，我聆听过宋尚节、赵世光、倪柝声、贾玉铭、王明道、周志禹、竺规身、钱团运等许多传道人的讲道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宋尚节和赵世光。人们一般称呼宋尚节为奋兴家，赵世光为布道家。 1931年我十一岁时，蒙恩得救，在西藏路慕尔堂见到了宋尚节。 当时没有人称宋尚节为牧师，大家称他宋博士。我原以为他是神学博士，后来知道他是留学美国的化学博士。为了实现十八岁赴美留学时定意终身事奉主作传道的愿望，1927年毕业回国经太平洋时，竟把化学博士文凭和一切荣誉奖章、奖状抛进大洋。 他回到故乡福建省兴化不久，即在全国四出布道。根据宋博士着述的《我的见证》（注），1930到1940年的十年中，他多次在上海布道、奋兴、培灵，其中提到1931年6月在慕尔堂开灵修会八天。慕尔堂是上海最大的教堂，当时听众挤得水泄不通，过道里都站满了人。我被挤在人堆里。那热火朝天的场面，至今历历在目。其实我听他讲道是听不大懂的，因为他说的是福建土话，绝大多数听众都听不懂，每次有人翻译。他穿着十分朴素，长布大褂，头发蓬蓬松松的，一点看不出是一位留洋的博士。他讲道常常像演戏，在台上跳来跳去，做手势。因为他的土话别人听不懂，有时连翻译都听不懂或理解错，他就急了，想各种办法形像化。 他讲些甚么呢？我听到他常在责备人，而且责备的往往是教会里的领袖人物或牧师。他声嘶力竭地指出他们的种种错误或罪恶，呼吁他们必需认罪悔改。那样重视教会领袖人物的灵命和道德品质，敢说敢骂，毫不留情，我记得的只有这位宋尚节博士。 后来我看了他着述的《我的见证》，知道他对传道人的要求。这里用他自己的话略提几项：“今日教会的中西领袖，自己没有生命不要说他，根本不信圣经，妄信人格化基督，对人宣传社会福音＂；“传道人必需先受灵洗得了生命才去作工＂；他说神要他“起来！去奋兴全国不冷不热的教会，免得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撇下。快传报主必快来的消息＂。 朴实谦和的品德 宋尚节对自己在灵命上的严格要求使我感动。他于1901年出生在福建农村一个贫苦家庭，父亲是美以美会直辖下的一位虔诚宣教士。他九岁亲见故乡兴化空前未有的大奋兴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十二岁开始他就帮父亲做二三千信徒的牧师（人们叫他“小牧师＂），此后，一直殷勤传道服事。他追忆时称自己为没有生命的糊涂热心，用传道来抬高自己。 1919年他赴美留学半工半读。在1927年的一个晚上，他痛哭流涕，把一生所犯大大小小的罪认清，彻底悔改，二十六岁时才清楚得到重生经历。 我深受感动的是，他竟勇敢地将二十六岁前那么漫长的基督徒生活和工作否定。他向往的是真实的新生命，得到后才有平安喜乐。他这种苦苦追求，得到了神的悦纳，神使用他成了那时代的奋兴家。 在他重生之夜，神要他英文名字改称为“John＂（约翰），做主二次再来前的施洗约翰一样的先锋。他重生后因生命起了极大变化，喜乐洋溢于言行，竟被协和神学院诊断为精神病，被迫住精神病院一百九十三日。在那里他学会了顺服，专心重读圣经许多遍，他称那疯人院是他的神学院。最终查明无精神病离院回国。 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去过宋博士的家。那时我开始念医科，我的一位同学约我去宋博士家，说是可以搭车去听宋博士讲道。我们在宋家吃大锅饭菜，自己取食。当时许多传道人是“靠信心＂生活，不一定有薪金，但还尽力招待客人。 饭后我们搭乘接宋博士的汽车去他讲道的地方。一路上他不言不语，也许怕他的福建话别人不懂。我深深被他感动，他平时极其朴实谦和的人品以及在讲台上火烧火燎的大声疾呼，表现出一位忠心主仆嫉恶如仇、不怕权威、不计较个人得失、抗拒罪恶、维护教会纯洁性的赤诚。 宋博士后因患肛管结核病，经过多次手术，痛苦不堪忍受，听说后来竟然只好跪着讲道。1940年1月，在十多年不停地在全国以及南洋群岛、东南亚各国的宣道、奋兴、培灵工作后，他病倒了，返上海卧病。最后因为上海浸信会怀恩堂落成，坚请他带领复兴布道大会，他抱病站着讲了一次，以后继续坐着讲。 后来他病势越来越重，终于1944年被主接去，那时才四十多岁。王明道先生在北京为他主持大殓礼拜和葬礼。 呼唤又呼唤的赵世光 关于赵世光牧师，我只能追忆他早年传道的情况，因为我从1931年十一岁时开始，“追随＂了他十多年，进医学院住读后，就很少去他主持的教会了。他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， 1926年高中毕业后，不顾母亲反对，去宣道会守真堂所设的圣经学校就读。 守真堂原是美国宣道会老伍牧师主持，他已年迈。北四川路的那个守真堂很大，可容纳五百人，但当时会众仅十多个。1928年两位伍小姐请赵世光去主持，他还不是牧师，但是正式蒙召，那时才二十三岁。1932年他接受按手礼任牧师，我也在那年受浸礼。以后会众越来越多，听说是藉祷告振兴的。我亲眼看到一位锺保罗弟兄，他有祷告恩赐。 我看到的赵牧师一直穿很朴素的布长衫，直到有一年他首次去南洋布道，带回来许多一寸大小的黑白照片分赠我们。其中有他穿着雪白的西服，坐在阔气人家客厅的沙发上，令我这小孩子大为惊奇。后来知道他是去南洋布道并代表教会接受捐赠的。回来后他还是很朴素，不穿西服，穿布长衫。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，是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，教会和上海市民一样，常常要迁移避难。北四川路是日本人的大本营，守真堂也要逃离。1937到1938年左右，曾借用南京路闹市中心的大新公司（后第一百货公司）顶楼聚会。1942年又租用爱文义路王家沙花园34 号内一所学校的教室。晚上在屋旁空地上，拉起电线，安装电灯照明，赵牧师布道，我们年轻人就做准备工作、唱诗。 赵牧师是一位真正的布道人，他总不失时机地布道。主日讲道主题经常是呼唤人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十架流血的救赎大恩。每次讲完，总要大家低头，他在台上一次一次呼唤，等待又等待，然后为举手的人祷告。在经常性的主日崇拜，有那么多的布道，这在其他教会，好像很少看到。 1942年8月左右，开始借用南京西路协进女中大礼堂，这时已改名灵粮堂了。灵粮堂这名称是1942年6月一个晚上，在王家沙花园那块空地上，大家商量决定的。我们年轻人中有位大哥哥谷贤民，在沪江大学念书，他是唱诗班指挥，也是赵牧师的义务助手。他倡议办《灵粮月刊》，1943年3月创刊号发行。 我来北美后，发现许多城市都有灵粮堂，而且是“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＂的一部份。我这才体会到他布道影响力的深远。 流泪叹息的祷告 赵牧师讲道，声音洪亮，目光炯炯有神。讲词从不冗长、罗唆和枯燥。而是富有感情，很有感染力。他领圣餐祷告时我偷偷看台上，见他一面祷告，一面流泪叹息。我那时不明白他为甚么要哭，因为我还不认识主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 赵牧师布道和讲道时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唱诗，他总是自己领唱和教唱。除天赋的好嗓子和丰富的感染力外，还能很准确地掌握曲调和节奏，他教的许多短歌，后来汇编成《灵粮诗歌》。直到如今，每当我唱圣诗时，都会想到很多是赵牧师教的。 我们年轻人还常常参加赵牧师带领的其它布道工作。一是街头布道。我跟着他和其他年长的弟兄姐妹，带着许多布道单张，坐着“福音车＂（小巴士），随时随地停下来，在街头和十字路口唱诗布道。二是去难民收容所。我们站在草席铺的铺位旁，向面带菜色、无家可归的同胞传福音。三是去医院布道。我最记得在山东路仁济医院病房里唱诗布道。 赵牧师十分重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唱诗班和查经班。那时牧师和传道只有他一个人，查经都是他一个人讲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《希伯来书》。赵牧师对我们年轻人常讲“奉献＂，并要我们表示决心。 以后在我们这批年轻人中，即有人奉献做了专职传道人。如在武汉的谷贤民、在宁波的韩开泰（后改名见初，现在加拿大温哥华）、林祝三、董忆潮和丁梅侣夫妇等。董忆潮后改名提多，他放弃银行工作，在广州和北京香山恩典院等地事奉。被捕后在青海劳改十九年。1986年来美定居后，无名无酬忠心事奉，至1999年安息主怀。 董提多、林祝三、韩见初和我都是在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念书。虽是教会学校，但很少听到十架救恩和重生得救的道理。我们是在赵牧师那里接受了十架救赎的真理，而没有受到“社会福音派＂的影响。 我们没有参加圣约翰大学的任何团契，而是参加了一个在校园而不属于约大的基督徒学生团契“Redeemed Group＂（意思是“被救赎的一群人＂。有关此团契的详情，请见《举目》第３期〈犹见青松在〉）。这名称，旗帜鲜明地突出救赎的真理。团契的主要活动之一，是带领未信主的同学信主，如讲解圣经和做见证。个人灵命也得到长进。 这团契没有牧师领导，也不属于任何教会。但赵牧师实在是我们最早的领路人，以圣经的教导，给在少年时期的我们打下信仰的基础。对我来说，在无神论国家生活工作大半辈子，而能持守最初的信仰，也是因为此。他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敬爱的牧者。□ 注：此书亦是宋尚节博士的自传（未完成）。王敏学女士编记，1933年9月出版。1962年香港晨星书屋再版并附“宋尚节年谱＂。（1982年8月四版） 作者来自上海，现定居加拿大多伦多。 |